第(2/3)页

    额尔德木图迟疑了一下，小声道：“可是……此皆小道。”

    “那么何为大道呢？天象之学算不算？”高务实呵呵一笑，又道：“在天象之学上，元廷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《天文大集》，伊本·优努斯的《哈基姆星表》等著作，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‘回回司天监’，制造了多环仪、方位仪、斜纬仪、平纬仪、天球仪、地球仪、观象仪等仪器，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、仰仪、圭表、候极仪、浑天象、立运仪、景符、窥几等仪器，并与王恂、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中国最先进、施行最久的历法《授时历》。而这部历法的编成，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。

    同时，《授时历》的编成，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(“招差法”)，还使用‘垛垒、招差、勾股、弧矢之法’进行缜密计算，其中将回回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‘弧矢割圆术’(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)，朱世杰的《四元玉鉴》将‘天元术’推广为‘四元术’(四元高次联立方程)，并提出‘消元’的解法，这比……嗯，这至今仍然是数术之巅。”

    高务实刚才差点脱口而出一句：比欧洲领先三百年。

    额尔德木图一直被把汉那吉教导得认为只有汉人的文化最强，虽然高务实这样说了，还是坚持道：“可这些学问都不实际。”

    高务实想了想，问道：“那么，医学实际么？在医学上，出现(金)元四大学派，综合了汉医和阿拉伯医学的《回回药方》，这是一本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，共有三十六卷，包括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骨伤和皮肤病等科，约有药方六七千之多，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，例如芳香挥发药、滴鼻剂、露酒剂、油剂、糖浆剂等，并非传自于扁鹊、华佗，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‘海药’。”

    医学肯定是最实际的，额尔德木图无法辩驳，只好道：“可大元还是亡了。”他顿了一顿，有些落寞地道：“既然老师说大元不是亡于文化，那大元为何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？”

    高务实道：“《左传》有云：‘君以此兴，必以此亡’。处处体现其‘大’的大元王朝，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，却也是倒在了‘大’上。”

    额尔德木图诧异道：“大，也可以亡国？”

    高务实道：“大自然可以说宽、博、雄、壮，但另一面也是粗、陋、散、纵。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，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，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，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，始终不能确立国家最根本的治国理念，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，也就是你方才所说的‘天下马上治之’，必然容易松动。”

    这个问题，高务实没有展开来和额尔德木图说，实际上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，本身便有很多抵牾，而元朝历任皇帝还“唯知轻典之为尚”，元末叶子奇所著《草木子》提到“元世祖定天下之刑，笞杖徒流绞五等。笞杖罪既定，曰天饶他一下，地饶他一下，我饶他一下。自是合笞五十，止笞四十七。……天下死囚审谳已定，亦不加刑，皆老死于囹圄。……故七八十年中，老稚不曾闻斩戮。及见一死人头，则相惊骇。可谓胜残去杀，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”。

    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，便认为“其失在于纵驰”。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，但对官员也是如此，则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，朝廷欲要宽以待民，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。

    元朝本来就没有主体意识形态，本身还是异族入主，而又用法宽纵，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，一旦中央政权衰弱，便是燎原烈火。

    还有，元朝人分四等，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，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。
    第(2/3)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