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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重阳大会时，张一桂想到用回头去查科考弊案的方式找王锡爵的麻烦，也是由于科举之劾威力巨大的缘故，至于王锡爵的数次考官生涯没什么小辫子可抓……那是另一回事，并不意味着张一桂的思路有问题，有问题的只是“针对具体对象的可操作性不强”。

    而这一次高务实要针对潘晟发动的弹劾案，则正是四大弹劾案之一的“廷推之劾”。

    所谓廷推，是指当朝廷中的重要官职空缺时，由廷臣推举人选以备皇帝任命的制度。

    按明制，大臣入阁或受廷推，或奉特旨，执行时“内阁……廷推上二人”——也就是内阁提供两个人选让皇帝从中挑一个用。

    当然了，皇帝也并非就只能从这两个人选里挑，如果他实在对这两位人选都很不满意，也可以让内阁重新拟定人选，甚至干脆绕过内阁直接“中旨入阁”。

    由于名额较少，故争议不可避免；加之有保荐之权的皆为九卿重臣，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拥护者，因此更加深了斗争的纷杂程度，明代因廷推所引发的弹劾情状也聚焦于末期吊诡的政治气候中。

    不过按照高务实的看法而言，原历史中最著名的廷推弹劾案应该是发生在万历后期的事。

    在万历三十五年廷推阁臣的时候，如今已成为高务实门生的李廷机名列其中，当时他遭到了隶属东林党的曹于忭等人坚决反对。后来李廷机虽然在万历的支持下入阁甚至当到首辅，但始终受到抵制，乃至遭“数十人交章力攻”，最后在多次请辞不得的情况下，干脆径自离去。

    无独有偶，不久之后凤阳巡抚李三才在东林党的运作下，被提名掌都察院事，又引起了浙党的不满。

    于是到了万历三十七年，在沈一贯主使下，工部屯田司郎中邵辅忠极劾李三才“大奸似忠，大诈似直，而为贪险假横之人”，竭力阻止其上位，最终导致李三才也辞职而归。

    实际上如果只说能力，那么李廷机可以算得上遇事有方，清廉居慎；而李三才也颇有政治能力，“世以三才为贤”。这两人若居其位，对朝政或许都能有所裨益。

    然而党争的时候，首先要看的永远不是能力，而是派别。

    只是高务实目前在这一点上很看得开：潘晟的能力么……倒也不说很差，但的确不属于无可替代的那种，把潘晟搞下去，他实学派这边用的是人可以顶上。

    毕竟潘晟主管的是礼部这一块嘛。

    礼部的工作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凡事进士出身的人，谁还干不了这个？真要说对能力的要求，其余五部不管哪一部，都比礼部要求高，尤其是“业务能力”。

    拿隆庆朝来举例，吏部、兵部这种衙门，让高拱、张居正这类经世致用派主政，就肯定好过让李春芳上，连解释都没必要。

    重阳大会晚宴告罢，宾客逐渐散去，但有几人被高家家丁悄然通知之后却留了下来。

    留下来的人很有意思，是两对兄弟。

    萧良有、萧良誉兄弟，以及王庭撰、王庭谕兄弟。

    说来有趣，萧良有、王庭撰这两位和高务实一同进入庚辰科“三鼎甲”的两人，现在都成了高党人人看好的“新骨干”，连带着他们两人的兄弟也被实学派力捧。

    萧良有和王庭撰被看好，这还比较好理解，毕竟本来就是三鼎甲，乃是“天上神仙”。虽然两人进入翰林院这几年来，也就那次跟着高务实编纂《大明会典》的时候捞了一笔功劳，都从编修晋了修撰，其后并无升迁。

    然而他们的履历摆在这里，加上又是高务实的同年，自然被视为将来高务实的臂助，实学派的前辈以及高务实的师兄们当然是能帮一点就帮一点，提拔虽说不好办，但说说好话，没事给他们的考评填个“优”，那不是举手之劳？

    但萧良誉和王庭谕被看好，这就只能说是高务实的面子太大了——萧良誉是二甲第五十六名，庶吉士馆选没通过，留京为官；王庭谕的名次更是位列三甲第一百三十五名，馆选什么的根本没戏，却也捞了个留京为官。

    留京为官本来就被视为好过去地方，哪怕是去当知县，“主政一方”，也不如留京。

    而且他们留京之后的仕途也特别顺畅，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好过在翰林院混资历的兄长。

    这一点，看他们现在的职务就知道了：萧良誉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(不是巡按)，王庭谕时任吏科给事中。

    此刻，在白玉楼后庭花园的水榭之中，高务实与两对兄弟已经说了一会儿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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