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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因此当潞王奏讨景王遗业之时，“院、司、道、府准户部抄出景府庄田等各项数目，转行本县丈勘定界。”而该县“于摄源乡近株木岭查照部额采割租田六百零七顷”，遵照原景府收租龙票收租。

    所以，潞王府庄田的拨勘工作实际上系执景府原来的虚额，按照户部档案的记载，于原有景府庄田的县份内无中生有地强行刮夺民业！此举引起了朝野的强烈抵制。

    而乡民则“闻之色变”，集合绪绅会议上请府、县，请求改派或减免；府、县令则联名上请有司处理解决，在朝廷则有司反复题奏进行抵制。

    万历十六年八月，户部在上疏的题覆中指出：欲把原来景府奏讨的原系民间佃种的纳粮地土“复归潞王府，恐上亏国课，下病民生。”要求将“其湖广湖地、河泊、州坑原系民产者仍还业主。”

    但是，为了这个“诸藩观瞻”，朱翊钧不顾地方和部臣的反对，谕旨：“庄田准给，抚按官与丈勘立界，以便永远遵守。”并且还让“再查相应地土，不妨数外加给，副朕友爱同气至意。”

    在具体的拨勘工作中，要把数十年的虚额变为实数，虽有明旨，仍非易事，困难和阻力仍然很大，不能顺利进行。

    万历为此龙颜震怒，夺监、司以下官员俸禄，并波及到有关府县官吏，“如布政司左布政司王应乾、分守武昌道左参政赵钦汤等”及有关官员，均被停发俸禄。

    在此压力下，被夺俸的有关大小臣工不得不“仰体皇上友爱周亲之意”，“清查备极苦心”，“在各官业已智尽力索，在地方见为竭泽而渔”的情况下，终于变景府的虚数为潞府的实数。

    至万历二十一年，户部题：“潞府奏讨景府遗业，已经道、府查补派租明白，请开住俸官员俸。从之。”由此可知，拨勘工作最后使潞王和皇帝满意后，被停发工资的官员才重新开俸。

    这样，从万历十六年八月潞王奏讨开始，至二十一年十月拨勘工作结束，共历时五年，潞王终于获得了四万顷土地和大量的房租、坑矿、盐税。

    实际上，自明中期以后，投献之风愈来愈盛。早年景王之国时，投献的数量已相当惊人。

    万历年间，投献之风更烈，以至在万历三十四年《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》中还特别提出：“小民因差役苦累，将田产投进王府以希影射。……百姓不许私卖田产予王府，除以前置买者，姑听家人看守。如仍踵前弊，百姓着有司究惩，宗室长史启王戒谕铃束。”足见投献已为朝廷严重关切的问题。

    而投献主要集中的目标是享有特权的王府。时为诸藩之首的潞府，纳献当不在少数。此外，各王府夺买和侵占民产之事史不绝书，于各王庄所在地方普遍存在。

    《上圣母徽号礼成责天下诏》中亦谓：“有等豪暴强宗，往往擅离封城，于各州县吞占田产，有司知而不问。”

    而潞府庄田分布很广，与民田犬牙交错，奸陌相连，夺买、侵占民田之事也会经常发生。

    胡仲澜在《王庄议》一疏中以黄陂县摄源乡为例说：潞府奏讨景王遗产，在该乡七十里之内刮得607顷田地，但“(潞府)佃户苦于租重，所争疆界七十里，不思七十里之内有民田数十顷亩。景府原额不过陆佰柒顷，岂得界七十里之多？在佃民多欲增田以减租，在百姓又不欲割地以重差。数年以来，此所以纷纷难定也。”

    潞府的佃民尚依七十里之名争夺民产，何况潞王府呢？若无潞王府作后台，岂能因佃民争之而使有司数年不能处理解决？不过是胡仲澜只敢讲佃民，不敢讲潞府罢了。

    由此可知，潞府夺买、侵占民产之事当亦不在少数。王毓铨说，“明代亲王获得庄田的途径不外这么几条：钦赐、奏讨、纳献、夺买、直接侵占。”综观潞王府庄田形成的原因和过程，也不外乎这么几条。其中以潞王奏讨，朱翊钧钦准的四万顷土地为主，其次当有一定数量的纳献和侵占。

    这其中的弯弯道道如此之多，李太后一个从小就入王府侍候的女人哪里知道得那么清楚？所以高务实才说有人在背后给李太后出主意。

    两人同时沉默了一会儿，戚继光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问道：“太后背后那人，可是李文进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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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PS：本书早期时便有朋友问潞王到底费了明朝多少钱，我当时表示后续会写到……嗯，这章算是基本答复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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