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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高务实轻哼一声，不屑地道：“在我看来，乾隆离‘大帝’的距离不说天与地，至少也差了一个太平洋。”

    “是吗？”刘馨意外地道：“不都说康乾盛世么，他俩都不算，那谁算？”

    “巧得很，就是他们两个中间的那位：雍正帝。”高务实正色道：“摊丁入亩就是在雍正初年问世的，仅凭这一项措施，我就肯承认他是‘大帝’。”

    刘馨颇有些目瞪口呆，过了一会儿才好奇地道：“这个改革这么厉害？比一条鞭法还了不起吗？”

    “一条鞭法很了不起吗？我看这得分开说。”反正没有外人，高务实又翘起了二郎腿，换了个舒服的坐姿，道：“一条鞭法在嘉靖早期就提出来了，差不多到了我三伯时期才算是真正得到重视，开始试点推行。在原先的历史上，是张居正在其执政末期强行在全国推广的。

    在一条鞭法实行以前，交税可以有多种方式，可以交银，也可以交米，甚至有些地方可以交丝绸、锦缎等等各种实物。当然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粮食可以抵税。

    而一条鞭法之后，朝廷规定只能交白银。这其中的作用就是极大的增加了国库的白银收入，但这里面是有问题的。对于寻常百姓而言，银子是很稀缺的，但粮食又不能抵税了，于是他们需要找人把粮食卖掉换取银子来交税，这就给掌握了银子去收粮的人——比如地主豪绅乃至贩粮富豪之流以剥削的机会，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

    同时你也知道，现在大地主们的土地兼并情况极其严重，很多寻常人家早就没有多少田地了，可是他们又要交税，这等于是二次盘剥。于是到了天启、崇祯朝左右，一条鞭法其实已无正面作用，反而逼得民众更加走投无路，加剧了明朝的灭亡。

    所以说一条鞭法有利有弊，它有利于朝廷财政却有弊于寻常百姓，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寻常百姓，而对地主富人则反而没有什么不良影响，甚至还是好消息。

    我三伯和我一直都想方设法让江南等地把一条鞭法好好推广下去，却始终不肯在北方推广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北人，而是南方由于商品经济发达，获利颇多，具备实行一条鞭法的条件。

    而北方由于以农耕为主，经济结构比较单一，百姓负担极重，所以不适合推广。原历史上，之所以明末时期的农民大起义多发生在北方，而且规模极其庞大，张居正强行推广的一条鞭法其实要负很大的责任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原来这还是把双刃剑……”刘馨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地道：“你之所以恨不得让明朝通货膨胀一下，就是想让北方的老百姓手里也有银子，至少要能交得起税，不会因为要交税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是吧？”

    高务实点头道：“如果既要提高行政效率，又要提高财政收入，还要保证民间稳定，那么让市面上流通的银子悄然增多，就是最关键、最简单、还最不起眼的办法。

    我敢说，到时候虽然绝大多数人都能感觉出来一点什么，比如明明我更‘有钱’了，但为啥我能买到的东西还是那么多——他们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，但到那时，我已经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。”

    “你这话说得让我想起了‘善战者无赫赫之功’。”刘馨笑道：“那你就算做成了，恐怕也只是当了一回无名英雄，没人知道你的功劳。”

    “无所谓，我不缺功劳。”高务实耸了耸肩，又一摊手，道：“在这个时代捞功劳其实挺容易的，打这打那就好。只要国家实力强大了，这都不难，反倒很无趣，对我而言也没什么成就感。”

    刘馨苦笑道：“好吧，你的理想有点……玄妙，我还是比较习惯于把开疆拓土当成大功劳。”然后顿了一顿，又问：“一条鞭法有利有弊，莫非这摊丁入亩就完全是好的了？”

    高务实道：“雍正摊丁入亩实行以前，清承明制，朝廷收税方式是像大明一样按人头收，大致意思就是你家里有多少丁口，就按每个丁口多少钱乘以丁数来交税。

    这样的弊端很明显，比如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，其家里如果丁口一样多，那么他们交的税也是一样的，于是广大贫民负担很重，而富人负担却很轻。

    雍正的改革废除了人头税，摊丁入亩就是一改按人头收的方式，改为按地收税，有多少地就交多少税。贫民地少所以交的就少，富人地多所以交的就多。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国库收入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民的负担。

    这么一来，家中人丁数不再增加纳税负担，少地或无地的民众压力骤减，而且由此会让户籍管理放松，于是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性，一定程度上也就促进了人口大规模爆发和商品经济的发展。

    不过你要说摊丁入亩毫无弊端，那就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来看待这件事了。它毕竟还是封建时代的产物，其极大地加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——你觉得这是好是坏？我不知道怎么评价。

    如果我站在原先党员干部的立场来看，那么摊丁入亩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变革；如果我站在大明户部尚书的立场来看，摊丁入亩简直是当前能够考虑实行的完美税制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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