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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震天的欢呼良久不息，直到文臣们喊累了，才由礼部尚书徐学谟悄悄向太常司卿眼神示意了一下，不久后百乐齐鸣，示意郊迎正式开始。

    高务实不是周瑜，可没有“曲有误，周郎顾”的能耐，但今日所奏之乐他却非常熟悉，而且让他大吃一惊——乃是中和韶乐之一的《太和之曲》！

    有明一朝因为建立在驱除鞑奴，恢复中华的基础上，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礼仪的恢复极其看重。礼仪在古中国常以“礼乐”指代，因此朱元璋也非常重视礼乐的建设和使用，早在初克金陵时，他务未遑，便首开礼乐二局，广征耆儒，分曹究讨，厘定祀典，诏修礼书，重定雅乐。其在位三十二年，每遇祭祀、斋戒、省牲，都必诚必敬。

    为了告诫自己，他特意命太常寺做了块牌子，将圜丘、方泽、社稷、宗庙、先农、风雨雷师、马祖等一应祭祀时间写在牌子上，挂在东耳房前时刻提醒。又命礼部铸一铜人，手执简书曰“斋戒三日”，祭祀之前放在他面前，使其心有所警省而不敢放。又令各衙门设木斋牌，上刻“各有常宪，神有监焉。”以便在祭祀时提醒百官。

    为了表示对神的敬意，他特意设立神乐观，以“务为清净”的道流掌祭祀雅乐，正如王直所说，“国朝于祀事为最重，凡殷荐天地、祖考，皆有乐，而作乐者，必谨择其人，以学老子法者清静淳一为可用，于是慎选其徒，处之神乐观，俾专事焉。”正是由于对祭祀的重视，明代太常乐官的职能相对前代便变得更为单一，只掌各类祭祀礼乐，用现代语言表示便是“高度专业化”。

    当然，这里不必详述有明一朝那极其复杂的乐官制度，只说祭祀与大典所用乐曲本身(任何典礼都需要祭祀，故祭祀用乐基本上就是典礼用乐)。

    明代的祭祀分为大祀、中祀、小祀三等：大祀有圜丘、方泽、宗庙、社稷等；中祀包括朝日、夕月、先农、太岁、星辰、风云雷雨、岳镇、海渎、山川、历代帝王、先师、旗纛、司命、司民、司禄、寿星等；诸神为小祀。

    与祭祀等级相应，祭祀音乐分为四等：九奏，用祀天地；八奏，用祀神祇、太岁；七奏，用祀大明、太社、太稷、帝王；六奏，用祀夜明、帝社、帝稷、宗庙、先师。

    祭祀音乐主要有两种：中和韶乐和文庙大乐。中和韶乐广泛的用于朝廷重要的祭祀大典，规模很大。明代祭祀乐章都有“和”字，如《中和之曲》、《广和之曲》。不同等级的祭祀典礼，所配合使用的是不同乐曲。

    以上所说的九奏、八奏、七奏等，大抵相当于完成典礼所需要的几次奏乐，而每一次奏乐则相当于典礼的一个阶段。越是隆重盛大、级别规格高的典礼，奏乐次数便越多。

    大抵九奏分为以下九步：迎神，奠玉帛，进俎，初献，亚献，终献，徹馔，送神，望燎。每一步奏乐又可以从第一奏之曲目来大致判断祭祀的级别——这当然不是非常准确，因为在一大堆各种档次的祭祀中，首奏《中和之曲》的时候特别多。

    然而，首奏《太和之曲》的却很少见，通常情况下为祭祀太庙。这也是高务实很熟悉此刻这支曲子的原因，而这一祭祀奏乐为八奏，档次可谓非常高了。

    或许有人会问，凯旋归来本就是要献俘太庙的，那此刻使用祭祀太庙的乐曲不是很合适吗？那可不然，献俘太庙与祭祀太庙是两码事，在礼仪制度极其严格的大明朝，完全不能混为一谈。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两者如果并论，会有一种后世子孙自认为能比肩祖宗的狂悖感，这谁敢乱来？

    然而此刻太常寺所奏的第一曲偏偏就是祭祀太庙首奏的《太和之乐》，可见今天的典礼仪式要么就是生搬祭祀太庙的档次，要么就是直接新创一个档次。

    此时的高务实是不能随意乱动的，而是在乐曲响起之后立刻脸色一正，下马向前走出人群，而他身侧的戚继光比他还麻利，下马还要更快，然后等高务实上前时紧紧跟上，立南而望北。

    待礼官唱喏之后，高务实与戚继光便立即跪下——不止他二人，事实上是场中所有人都已经跪下，全都是面北而跪，包括皇帝在内，也包括蒙古人在内。

    弯腰磕头状的高务实悄悄瞥了一眼司仪台，发现已经礼官面色肃然地捧出金盘，上置各类宝册，一排九人庄严肃穆地站好等待下一步行动。此时高务实终于可以肯定了，今日所用的礼仪就是祭太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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