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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原历史上高淮乱辽，光是《神宗实录》里记载的各路弹劾就有一大串，结果闹了那么久才算是终于逼皇帝把这厮召回了——注意，还只是召回，可见要处置他有多难。

    然而高务实此时却说“除一高淮，如屠一狗尔”，这怕不是有些膨胀？还真不是膨胀，高务实要除一个高淮，还真就“如屠一狗”。

    这就要说到有明一朝政治体系之下的各方权力变化了，不过这个问题前文已经说明过，这里不必重复，只说当前的权力格局以及背后的法理基础。

    总的来说，历史上大明近三百年的历史，几乎可以看做是皇权与相权的斗争史，帝王在与文臣之间为了国家真正的统治权而不断拉锯、寻找平衡。从最初的朱元璋强势皇权，到张居正“吾非相，乃摄也”的巅峰相权，都真实的反应了这一争斗的转变。

    那么，宦官呢？宦官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，宦官的权力变化，见证了皇权与相权之间实力的变化。

    因为朱元璋的原因，明朝在开国初期，受到强势皇权的影响，国家政治清明、军力强盛。但到了成祖朱棣时期，受制于帝王本身实力的差距，开始寻求文臣的辅助，而为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权提升影响皇权，便同时采取了勋贵阶级与宦官势力共同来辅佐皇权。

    本来，出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，这么做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但是土木堡之变后，勋贵的集体陨落造成文臣一家独大，进而形成了大明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，国家对地方的掌控出现问题，财政日渐窘困。

    为了对抗相权，一代代的明朝皇帝开始不断增加宦官权力来制衡文臣，只不过他们当时可能没想到，到了崇祯皇帝时，这套办法被圣君崇祯给玩脱了。

    这位圣君果断出手，生生把维护皇权的宦官势力连根拔起，相当于自己先把自己砍成废人，再跑去问文官说“现在你们该忠于朕了吧？”——红色毛熊解体后的休克疗法对此直呼内行，真休克了。

    不过毛熊虽然休克，人家好歹有数千颗核弹，旁人去悄悄捡便宜还行，直接过去明抢那还是怕的，万一毛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同归于尽，那场面就难看了。但是，你大明又没有核弹，休克过去了自然就有人过来摸尸体喽。

    这样一看，局面其实是这样的：早前宦官没什么用，朱元璋根本不需要用他们；后来朱棣比朱元璋差点，但只要借力于勋贵，依然不太需要宦官；朱棣之后因为土木之变，勋贵名存实亡，只好把宦官找出来顶上。

    所以，皇权与相权之争虽然是根源，但其表现则是宦官与文官之争。勋贵一开始挺重要，后来由于自身衰败，便逐渐退居二线去了。

    那么，勋贵真的就没有用了吗？那也不见得。之前就说过，大明朝的勋贵、文官、宦官三者之间有个隐藏关系：勋贵怕文官，文官怕宦官，宦官怕勋贵。

    这不是下棋一般的绝对克制，但在绝大多数时期都有表现，比如魏忠贤号称九千岁的时候完全称得上权倾天下，但对于定国公完全不给他脸面却毫无办法，这就说明其中必有缘故。

    这些顶级勋贵为何连九千岁都敢不放在眼里？乍一看似乎是因为勋贵世袭罔替，是君权本身的衍申，也必然依附和支持君权，故皇帝与他们本质上是盟友关系。而宦官的权力虽然也是君权的衍申，但他们与皇帝却不能算盟友，他们只是皇帝的仆人，这是主仆关系。

    仆人可以想换就换，反正多的是人愿意来做这个仆人，皇帝挑选的余地非常大；勋贵却不能想换就换，皇帝再怎么想换，可人家家里够资格的人太少，可挑选的余地太逼仄了。

    这就是身份地位的真正差距所在——可替代性不同。

    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勋贵因为一场土木之变就不能压制文官了，而宦官却能压制文官呢？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力量差。

    早前勋贵能压制文官，靠的是掌握武力，土木之变导致勋贵掌握的武力几乎灰飞烟灭，战功建立的威望也不复存在，自然就弱势下去了。

    宦官能压制文官靠的当然不是武力，而是不受文官制约的监督权——厂卫。厂卫的监督权直到崇祯作死之前，一直都是保持得比较完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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