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90章 封禅(廿三)临清钞关(下)-《大明元辅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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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在没有受到高务实影响的原历史中,朱翊钧就有两大优点:一是如果要你办事,他就肯放权,如果有人影响你办事,他还会给你排除影响,让你能全力发挥;二是他并非那种“眼里揉不得沙子”的人,而是颇为人性化。譬如对李成梁,明明后期过错很大,但他依旧考虑到李成梁的前期功劳而愿意压下各种弹劾,保李成梁善终。

    高务实深知朱翊钧的性格,因此故意露出这些“破绽”,作为某种交换条件让朱翊钧来选。很显然,朱翊钧认可了这些交换,甚至主动提出诸如晋爵、教导太子等更好的条件。[注:教导太子意味着“将来”的政治影响力,所以在皇帝看来是一种优待。]

    以上这些都属于权力运行逻辑相关的事,朱翊钧能够想得明白,对于高务实的暗示也能心领神会。但是,诸如“临清钞关榷税额度不能继续提高可能是因为运河贸易已然见顶”这种事,朱翊钧就一时无法理解,需要高务实解释说明一下了。

    其实临清一地的兴起本身就依托于运河,如果是在原历史上,甚至可以更确切的说,临清漕运的兴盛带动了临清城市经济的发展,从而使繁荣时期的临清成为明清两代重要的税收来源地。

    永乐二十一年(1423年),山东巡抚陈济就向明成祖建议:“淮安、济宁、东昌、临清、德州、直沽,商贩所聚,今都北平,百货倍往时,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,以为定额。”成祖接纳其意见,开始在临清等地征收商税。由于商旅齐聚,车船辐辏,明廷收税颇丰。

    从宣德四年(1429年)开始,明廷设置“漷县、济宁、徐州、淮安、扬州、上新河、许墅、九江、金沙洲、临清、北新诸钞关”,其中“惟临清、北新则兼收货税,各差御史及户部主事监收”。

    宣德十年(1435年),朝廷又将临清钞关升为“户部榷税分司”。后来,临清钞关几经废置。鞑清趁乱入关之后,继承明制,清廷亦设临清钞关。

    可以说自临清钞关设立以来,它为明清两朝的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明朝中前期年收税银四万多两,到万历年间达到八万三千多两,比京师崇文门税收数量还高,位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,占当时全国漕运税收总量的四分之一。

    鞑清前期,临清虽不及明时繁华,但仍为清廷一处税源重地。如乾隆年间,除原有钞关外,又以查收“一切绕道货税”为由,在临清增设四处关卡。据《临清县志》记载:“临清钞关……其时所解款数,多或六、七万,少或二、三万,其余浮收均归中饱矣。故时有‘够不够,六万六’之谣。”

    每年漕运时期,临清就呈现出“帆樯如林,百货山积”的壮观场面。明时,李东阳曾在《过鳌头矶》一诗中形象的描绘了临清的繁荣景象:“十里人家两岸分,层楼高栋入青云。官船贾舶纷纷过,击鼓鸣锣处处闻。折岸惊流此地回,涛声日夜响春雷。城中烟火千家集,江上帆樯万斛来。”

    临清依赖运河与富商巨贾的贸易转运作用,与全国各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。鉴于其贸易转运中心的地位,市场上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货物。

    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生活日用品,转销以粮食、绸缎、棉布为大宗,外销则主要有棉花、梨枣、丝织品、羊皮及毡绒等。其中,粮米、布帛多来自济宁,绸缎多来自苏杭地区,茶多来自江南各省,铁锅来自无锡、广东,瓷器则多来自江西。

    明弘治年间,临清的商业已然名闻天下。朝鲜使臣崔溥在弘治年间由宁波经运河北上京师,路过临清,目睹了其繁盛景象。他曾在日记中写道:“临清在京师之冲,商贾辐辏之地。其城中及城外数十里间,楼台之密,市肆之盛,货财之富,船舶之集,虽不及苏杭,亦甲于山东,名于天下矣。”

    嘉靖时期,临清已成为山东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了。到了万历年间则更胜,临清“北起塔湾,南至头闸,绵亘数十里,市肆栉比,有肩摩毂击之势”。据同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赵世卿记述,临清城有“缎店三十二座”,“布店七十三座”,“杂货店六十五家”。可以说当时的临清已是商贾云集,一派兴盛景象。

    原历史中已然如此,而这一世的临清则托高务实实学改革的福,发展得更好了。

    商业上,除了上述提到的货物贸易,临清还多了其他几项“大宗商品贸易”。比如京华在京畿附近生产的各类钢、铁制品,包括农具、五金、机械部件等主力产品,虽然销往南方时并不走运河而走海路,但是在山东销售时,甚至从山东往西销往河南等地时,则必经临清。因此临清也吃到了北方工业发展的红利,作为商业枢纽从中获益。

    除此之外,临清自身也因为高务实的关系获得了历史上原本没有的造血能力。这事说起来还挺有点意思,因为高务实本来并不了解临清,他是当了户部尚书之后,要求各地对自己当地已有特色产业向户部上报详细情况,然后看了临清的贡砖产业条陈,这才对临清做出产业规划的。

    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,土壤细腻,富含铁质,当地俗称“莲花土”。此土烧出的砖异常坚硬,非常适合建筑作业。

    临清烧砖的历史可上溯至汉代,但因其规模小,并不为世人所瞩目,到明时则出现了一次意外变化。朱棣夺取帝位后,决定迁都北京,遂开始大力营建新都。他多次诏命山东、河南两省和直隶河间诸府俱建窑烧砖。

    另外,自永乐十三年(1415年)京杭大运河全线疏浚,临清至北京的水运更为便利,这就为其大规模烧砖创造了良好的运输条件。从此临清的烧砖业迅速兴盛,其所烧之砖以“击之有铜声,断之无孔”而被列为贡砖。

    临清贡砖在明初“设工部营缮分司督之,分司署在中州,因名其地曰:工部厂。颇甚宏壮,岁征砖百万”。高务实看到这里才想起来,因临清贡砖质量上乘,所以明清两朝的都城、御花园、皇帝陵寝等的建造均取砖于此。

    此后,临清官府的砖窑“辟陶招商,视昔加倍矣”。临清在开始烧制贡砖之初,共有四个砖厂,因需求量不断增大,其规模也日渐扩张。

    根据临清当地上报给户部的条陈,他们统计运河沿岸,发现从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,再到东北部的张家窑,最后延续到东南部的河隈张庄,连绵六十余里,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砖窑。

    据其上报,当时的临清就有砖窑共192处,每处有窑两座,共有窑384座,足见其规模之庞大,从而也可推想出其烧制贡砖数量之巨大。临清贡砖的烧制招致了大批的手工业者聚集临清,也促进了临清城市的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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